微观经济学漫谈丨价格机制劳动决定论的恶果

我国的计划经济，是从大约1954年的“统购统销”开始的。“统购统销”除了规定企业的产品只能卖给“国家”和大家只能从“国家”购买商品以外，还规定只能按照“国家”制定的价格来买卖。

原来在民国时期，物价基本上不是由政府制定的，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物价基本上也不是由政府制定的。但是在1954年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主要商品的价格就被政府定死了，企业的产品只能按照政府价格卖给政府部门，大家只能从政府商店购买商品。很快，又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为公私合营。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在一段时间里面还可以拿点“定息”，但是说话算数的已经是“公方代表”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则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从此，农民越来越苦，私营企业也做不下去。这个就不谈了。

现在只谈一个事情，当时是怎样制定价格的。其原则，就是按照价格机制的劳动决定论来制定商品的价格。按照价格机制的劳动决定论，一样东西如果没有“劳动价值”加上去，它就不成其为财富。这样一来，煤炭埋在地下的时候是不值钱的，算一下花了多少钱建这个矿山，雇用多少工人把它开采出来、装上火车运到港口，这些成本加起来，再加上一点被认为在合理范围里的利润，就成为煤炭的离岸价格。同样，原始森林原来都是没有价值的，只看雇用多少工人，用电锯把树锯下来，运到河边去卖，看这其中花了多少钱。大家知道，一次性木筷子是日本人发明的。你到日本去看看，日本虽不能说有水必清，但是很早就已经做到凡山皆绿了。他们自己一棵树都不舍得砍，却大量把我们东北的木材买过去，很潇洒地搞他们的一次性木筷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的资源性商品实在卖得太便宜了。

三十年前有一个说法，就是中国缺水，华北西北缺水，北京尤其缺水。回想半个多世纪前我们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北京近郊许多地方，水是自己从地下冒出来的，清澈得很。北京的地下水水质很好，抽上来就给我们用，捧起来就可以喝。可是现在，北京要深入到地下几百米抽水。为什么短短几十年，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呢？长期以来，北京的自来水太便宜了，一吨水的价格相当于四分钱一根的劣等冰棍。为什么一吨自来水才四分钱啊？因为它主要只算铺好管道并且设置几个泵站花了多少钱，而地下水本身原来是被认定没有价值的。这就造成北京自来水长期被过度消耗。

价格是最权威的市场信号。大家都有这样一个体会，一样东西太便宜了，你是很难非常珍惜它的。比如我们这里水很便宜，大家就不大会省着用。你到西部许多干旱地区去看看，他们洗脸只用一点点水，洗完脸以后还用它来做其他的事情。一样东西便宜你就猛消费它，如果它贵了，你就想找便宜的来代替它，这就是经济规律。所以说价格是最权威的市场信号，价格引导资源的使用和配置。归纳起来，正是因为我们的计划经济是按照价格机制的劳动决定论来制定商品的价格的，资源性商品的价格，被人为地压得很低。真是暴殄天物啊，我们的大好河山，就被这样糟蹋。

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比过去提高了很多。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国的“资源效率”在全世界是垫底的，不是落后一点点。为什么会垫底呢？因为别人都不相信商品的价格由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价值量来决定，至少他们认定未开发的资源，本身就已经值钱。

资源效率是个什么概念呢？在评价经济运行的时候，会有个说法，比如说每实现一万美金的增加值，需要消耗多少资源，比如艾焦，或者标准煤。近些年我们的资源效率有了大幅度提升，提升速度比同期全球效率提升要快，但是我们的绝对数值在各个时间段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比还有较大差距。是中国人比外国人笨吗？不是。我们的资源定价太低，就不大会珍惜，效率自然不高。

回顾这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这是每个人都容易切身体会的。就拿我们中大校园来说，校本部所在的康乐校园，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美丽校园，文化积淀深厚。现在大学不那么穷了，校园也修整得很漂亮。但就生态而言，那是比不上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比如说橄榄树不结果了，竹园也荒落了许多。我们读中学的时候走过橄榄树，一个书包扔上去，橄榄就会“唰唰”掉下来。以前康乐校园有红色的小鸟、绿色的小鸟，现在也很少了。不要看现在很多地方花了很多钱，修得很漂亮，生态环境还是比以前差。近几年我们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开始强调生态文明建设、ESG、高质量发展，要补这一课，希望能有所成效。

以上只讲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方面的恶果。劳动决定论作为政策的理论基础，在别的方面也有许多恶果，例如拉平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收入水平，窒息发明创造和理论创新等等，留待以后再讨论。